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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与趋势研判

 论文栏目:中国经济    更新时间:2014-03-25 11:39   

  摘要:以全球视野的角度指出目前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运行状态总体向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减少。在国内,指出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搭建稳健的货币政策给经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空间,经济增长在7.5%左右趋稳下抓住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机遇,积极推进深层改革。对中国今后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形势作出了研判。 
  关键词:国际环境;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形势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国际环境 
  中国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讨论中国的运行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当下通盘的考虑看,笔者的个人判断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最复杂和最不确定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虽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2014年是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明朗程度最高的一个年度。 
  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现在经济运行状态总体向好。 
  美国已经在正面谈论量化宽松的退出,这在市场上引起了新一轮预期的调整,这使得在投资的机会方面,需从战略层面到策略层面都做出一系列的分析。 
  欧盟方面,估计还要经历经济复苏过程中带有的痛苦坎坷,但是已经无人再谈论欧洲货币同盟处于十字路口这样的不确定性,其已在前面几十年内千辛万苦打造的货币同盟的旁边初步配上了一个带有操作性财政同盟的预期和救助框架,总体来说,对于欧元区经过一段调整和复苏过程后,走出一个更光明的前景,现在的信心前所未有。 
  日本方面,其在经济层面至少短期之内实行的“安倍经济学”是见效的,至于其深层次的矛盾如何解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至少在2014年度之内,不排除大概率事件,从日本和整个世界的互动来看,现在已阶段性的告别20年停滞的发展态势。 
  二、政策环境 
  在这个情况下,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减少,中国在高外贸经济依存度的互动中,会更加有信心。 
  (一)制度保障 
  中国内部三中全会之后从短期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底气也明显提升。我们的经济工作会议对年度的要求是继续稳中求进,而同时中长期的要求是三中全会《决定》所说到的,在全面改革的情况下,提出非常丰富的改革要领,特别是里面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政府应该以现代财政制度为支撑来更好的发挥自己应有的、给市场以辅助性的作用,这样一套链接,我们中长期的改革必然要求按照这样的部署,在2020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同时取得效果。这种机制转换笔者认为是中国在抵抗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运行向好的最重要因素。 
  这种制度建设的大方向进一步明确化,相关的要领进一步的链接于可操作层面,那么中国的市场投资,企业层面更应该在判断大势顺势而上的同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特定的行业项目、投资事项等等方面最好部署。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搭建稳健的货币政策 
  从全局回到具体操作的战略策略组合,笔者做一些政策调控方面的前瞻。我们总体的基调仍然是稳中求进,但是在底气很足的前提之下往前走。这个年度的宏观调控主要的两大政策,即一定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搭建上稳健的货币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会是在上一年度,已经把调控代表性的指标,赤字规模2014年继续有所抬升,同时会在稳中求进的趋势之下掌握好赤字率,我们2013年的赤字率大概应该算出来是年度2.1%,估计2014年仍然会是这样一个相对数水平。2.1%的赤字率显然是在安全期之内的,使财政可以更多的通过这样一种赤字安排,然后通过公共债务来弥补赤字,是借助市场力量,和市场兼容对接的情况下,把民间的财力和资本,通过公债的形式转入政府之手。 
  必须加强结构优化事项,民生改善事项、基础设施升级事项以及市场环境的打造等等。此外也包括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实际上还必须投入资源等事项。 
  2.稳健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旁边还搭配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政策,只要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出现,他会是言行一致的货币政策的稳健把握。货币政策2012年上半年称为稳健,实际上是言行不一的,当时必须从微调转为稳增长,货币政策那个阶段频繁出手,动用最主要的调控手段就是降低利率,拖住了经济运行的稳健。2013年中国在复杂情况下经历了上半年下行、二三季度稳中回升、四季度继续回升,全年GDP应该达到7.6%这样一个水平,这样的结果令人满意。
  在2013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方面,延续2012年下半年以后至今以观望为主的状态。笔者认为2014年上半年继续推进稳中求进的调控中间,没有特别的必要,货币政策不会采取什么大动作,但会采取相对而言属于微调的一些动作做抉择,这样的一种搭配是符合现在中国总体来说稳中求进又稳中有为的客观要求的,而且也比较适合把短期的调控和中长期深化改革结合在一起的环境要求。 
  (三)经济增长趋稳下推进深层改革 
  这个环境就是在相对狭窄的区间之内运行,经济的热度不能让其往上走,否则所有的困扰都会回来,不利于我们发挥市场作用,但是也不能往下揭穿底线。我们2014年的年度增长目标是必须要给出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越来越强调规划性,会强调在某一个数值的左右,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确定而且必须实现的数量值,比如说7.5左右。这实际上是符合我们一般研究者认为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落在7%到8%中间的,同时也适合掌握在比较狭窄的区间之内,使他们通过景气支撑的就业水平被社会接受,同时又不使我们担心物价水平走到偏高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在还有把握掌握的相对狭窄的弹性区间里,让市场更充分的发挥作用,而应该同时把我们的力量放到推进三中全会规定的一系列的改革事项上,而这个改革事项在中长期,使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在政府维护和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让市场在一定波动中去实现质量提升、优化重组和升级换代。同时方方面面越来越适应市场环境之下这种波动对自身的困扰。更多的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概念之下,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准有所提升。
  (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个治理概念里所包含的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调控管理,而是调控旁边的自调控当中会融合成一系列的中国社会更有活力而又和谐发展的正能量。从短期到中短期,按照这个框架来运行,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变故,他有可能继续往下走,2014年如此,如果看不到大的变化,2015年以及2016年很可能继续往下延续。有把握控制公共部门债务、把握粮食安全、努力推进改革、保障民生的同时在结构质量区域方面综合性发力,使经济运行达到如下状态,即总体而言争取在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相对长的时间段内,GDP能够在至少7%左右的年度增长状态上运行,并且真正把各方的注意力更多的聚焦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升级换代上,而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国家治理等的核心概念上,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现代市场体系。 
  三、发展趋势研判 
  基于以上的观点,在三年到五年的视野下,笔者把调控和政策框架的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推到笔者对全局的理解上。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所增强,但对改革的期盼随时上升,啃硬骨头的一系列事情会一件一件的或者一批一批的浮出水面,这些已经有媒体在总结。在三中全会公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举措是几十项。如此前,大家都在关心中国司法政法系统怎么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等。 
  中国目前从短期到中长期,面临的深化改革和持续增长这样一个关系里,深化改革是关键,没有深化和全面的改革,持续增长是空谈。在这个判断之下,笔者提出四点展望。 
  第一,中国黄金发展的特征和矛盾凸显的特点相伴随,现在仍然如此。我们前所未有的把实际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区间落在托住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就业水平。笔者估计经济增长7%到7.5%这样的底线是不能够击穿的,往上走不可能再达到两位数。如果中国的增长速度接近9%的话,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这样我们要处理的中长期问题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等一系列的挑战。 
  第二,今后宏观经济的上行因素和下行因素。今后的下行因素很明显,如我们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经济上行的因素有城镇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金融创新红利,很明显的后发优势以及社会管理红利,所有这些红利靠改革红利激发出来变成现实。 
  第三,既得利益。现在任何一项改革都要触碰既得利益,不要以为老百姓和这个事情无关,我们老百姓很多事情也是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之下。比如人人在骂雾霾,要想建立一套以资源税环境税等等加入进去的调控体系,用经济的力量利益的迁移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调整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趋向于低碳化生活。但很多成员听到了这个政策以后会骂人,他们不认为在这样环境之下,有一份调节自己的责任。仅此一项就如此,更不要说触及已经固化的命根子的实权。这些都是改革的难处。 
  第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之下,接受历史考验必须在改革方面,义无反顾的进行实质性的突破。笔者认为三中全会已经给了非常好的指导。在国际视野之下的创新,要特别发挥资本的正能量,就必须结合中国现阶段面对全球竞争局面,用走向世界上所有民族共赢的人类更高水平现代化前景大的视野,处理好中国自己的一系列攻坚克难改革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和创新思路,突破了所有传统经济学,偏向于需求方面。 
  参考文献: 
  [1]中关村私募协会.2014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资本论坛[R].2014-01-10. 
  [2]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贾康.贾康自选集:理论创新制度变革政策优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J].中国金融,2013(5). 
  [5]贾康.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之后的分权问题[J].改革,2013 (2). 
  [6]贾康.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基本定位的再思考[J].财政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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